萧湘（萧湘：长沙窑诗文不是简单民间诗）
△萧湘。
△萧湘认为这首诗很可能是两个年龄悬殊的男子之间的诙谐调侃。
1971年夏，曾关闭五年的故宫博物院重新开放。时隔五年后，故宫博物院办的第一场展览，是在慈宁宫举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
这次展览的1982件文物中，有一件喇叭口、瓜棱腹的青釉褐彩瓷壶。这件样子丑丑的瓷壶此后被人一次又一次提及，是因为壶身有一首20字的五言诗：“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春人饮春酒，春鸟啼春声。”
这首无题诗是长沙铜官窑瓷器题诗中最早与世人见面的。最早、也最积极向世人推介长沙铜官窑瓷器题诗的长沙文博界前辈萧湘先生，称这首诗是美妙无比的“春天进行曲”。
这首属于长沙的“春天进行曲”不仅曾多次在多地展出，更是多次被写入文章和编入书。2020年10月，让这首“春天进行曲”再次精彩亮相的，是萧湘先生在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人间唐诗》。
撰文/本报记者刘建勇
长沙窑瓷诗是“唐人选唐诗”
写到春天的诗，有很多。像被萧湘先生誉为“春天进行曲”的那首诗中含有多个“春”的，也有不少。
例如，南朝梁元帝萧绎的《春日诗》，“春还春节美，春日春风过。春色日日异，春情处处多”；南朝乐府民歌《子夜四时歌》中的《春歌》，“春林花多媚，春鸟意多哀。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
萧湘先生拿“春天进行曲”和这两首诗对比了一下，觉得“春天进行曲”创作出来的时间很可能晚于南朝，“有前代文化的传承”，但“春天进行曲”中洋溢的意气风发与自由自在，和唐代的气象相符，所以，在那件青釉褐彩瓷壶上题诗的匠人选择了他更喜欢的“春水春池满”这首。
这首诗在敦煌也有发现，只是字句略有不同，敦煌的版本，或因当地少有下雨，看不到春水满春池的现象，所以，头一句是“春日春风动”，后三句则完全一样。“这是一种特别的文学流布的现象，更可见这首诗受人喜爱和被广泛欣赏的程度。”萧湘先生认为。
“诗的创作与欣赏是要求自由的，特别是欣赏自由最为重要。”《人间唐诗》中，萧湘先生解读“春水春池满”时感慨，他认为匠人在瓷器上题诗，是“唐人选唐诗”，反映的是当时唐人的审美趣味：“它们是题到要卖的瓷器上面的，要是所题的诗不是当时大多数人所喜爱的，瓷器就卖不出去。”
这些诗在今人看来，有不少错字或白字，例如青釉褐彩“七贤”人物诗文瓷罐上的“须饮三杯万士休”，把“万事”写成了“万士”；再如题有“鸟飞平无远近，人随流水东西；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的青釉磁盘，把“平芜”写成了“平无”。这个现象，著名出版人朱正先生也注意到了，在他写的《人间唐诗》序言中，他在援引了胡适向苏雪林解释《红楼梦》中抄本的别字问题中提到的“所谓‘原本’，都不过是随写随雇人抄了去卖钱换粮过活的抄本；所谓‘别字’，也往往是白话文没有标准化的十八世纪的杜撰字，我们不可拿二百年后白话文已略有标准化的眼光去评量他们……”后，为长沙窑瓷器上的错别字“撑腰”：比《红楼梦》更早了一千年的唐诗难道不应该这样看吗？
这些唐诗弃儿，实际上是唐人生活心灵诗集
长沙窑瓷器题诗，第一次较大规模亮相，是在萧湘先生执笔的《唐代长沙铜官窑址调查》上。这篇发表于1980年01期《考古学报》的文章，当时的署名是“长沙市文化局文物组”，萧湘即当时的文物组长，他写入“调查”的唐诗，有23首，其中，大多数作者是无从可考的无名氏，这些诗歌中的绝大多数也未被任何唐诗选本选用过。因为这，2000年，萧湘第一次辑录它们出版时，书名用的是“唐诗的弃儿”。
从萧湘先生称这些诗为“弃儿”来看，足见他对这些诗的喜爱。
这些“弃儿”，最初较多地被挖掘和发现，是因为上世纪70年代末铜官石渚湖的两次修整堤垸，时任长沙文化局文物组长的萧湘带队挖掘了施工范围内的窑址。当时，石渚湖一带的湘江堤岸已经暴露出大量唐代瓷片和窑具。有附近村民家里捡拾有不少瓷片或完整的器物，萧湘拍板用工分换村民捡走的铜官窑遗物，从村民手里换回来的瓷器中，未发现后来他称为“弃儿”的诗文。这些“弃儿”，多是从地下挖掘出来的。
因为最初的兴趣点是在挖掘出来的瓷器瓷片是否有釉下彩上，萧湘对瓷器瓷片上的诗文并没有特别关注，他执笔的《唐代长沙铜官窑址调查》中虽然在第六部分有提到诗文的发现，但篇幅不多，在最后的小结中，对瓷器上的题诗题字也是一笔带过。
《唐代长沙铜官窑址调查》完成之后，原本就喜爱诗词的萧湘开始把注意力的重心移到了瓷器瓷片的题诗题字上，并对其中较完整的44首诗有了“初探”。
1982年萧湘先生对这些“弃儿”进行“初探”时，曾有过分类，他把当时发现的44首诗分作了7类，今天流传最广的“君生我未生”这首，被列入“很可能是歌楼妓馆的诗”；“买人心惆怅，卖人心不安”等列入“反映商贾经营活动的诗”；“日日思前路，朝朝别主人”，是“反映游子与游人的诗”；“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是“反映离别与相思的诗”……
初探时，萧湘先生已经表现出对这些“弃儿”的喜爱，1982年，他写《唐代长沙铜官窑瓷诗内容初探》时即有强烈的代入感。例如，他在文中分析“买人心惆怅”这首诗，认为这首诗反映了经营不景气状态下卖主的情绪，“似乎是说，你不想买吗？我还不想卖哩！”他觉得这首诗反映出了卖家的用心良苦，“生意之道，很有蹊跷”。
2000年出版《唐诗的弃儿》时，萧湘先生对这些“弃儿”已经是非常喜欢了。长沙窑的诗文不是简单的民间诗、工匠诗，也不是落魄文人的诗，它选诗的水平是很高的，虽然语言浅白。它有来自知名诗人的，也有民间诗，也有部分是工匠或商人的反映商贸活动的，范围很宽，包罗万象……
时隔20年，他在《人间唐诗》的后记中继续强调了他对长沙窑瓷诗的热爱，认为它们虽是附隶在瓷器上，但不是简单的商品诗，“仅知名诗人的作品，其时间跨度就有300多年，这是有心收集的迹象。其他的诗也并非随意拿来，随意题写，它们实际应有预设的想法与范围……是唐人生活心灵感动的诗，也可称是唐人生活心灵诗集”。
长沙窑瓷诗再现了鲜活的唐时生活
最初，“君生我未生”这首诗，萧湘先生“初探”时，认为“很可能是歌楼妓馆的诗”。经过数十年推敲后，新出版的《人间唐诗》中，萧湘先生改变了看法，认为在男权社会的两性交往中，“君生我未生”这样的男长女少是常见现象，“自不待言”，因而他认为这首诗很可能是两个年龄悬殊的男子之间的诙谐调侃，“他们由于相见恨晚，由衷地感到存在缺陷或遗憾”。
萧湘先生之所以对这首诗有了新的推断，是因为他认为这首诗从表现形式来看，“应是从江南民歌而来”，而民歌最显而易见的，是具有文字游戏这一特点。类似观点，朱光潜在《诗论》中也有表达：从民歌看，人对文字游戏的嗜好是天然的，普遍的。凡是艺术都带有几分游戏意味，诗歌也不例外。
1982年，初探长沙窑瓷诗的萧湘抄录了一些长沙窑上的诗给回湘的沈从文先生。沈从文先生看了后表示“提不出具体意见”，稍顿了后，补充说：“我只知道文学革命，对革命文学知之甚少，你做的这件事，是民间文学，还要好好继续研究不放松。”
“民间文学”，这是对长沙窑上的题诗，最早的一个划分。诗评家李元洛则将这些大多由无名氏创作的“像千年前一样年轻而新鲜”的诗歌，划归为民歌，他以“君生我未生”为例，说这是一种“特殊情调和形式”的民歌，这种民歌产自商业和都市的土壤，“它们不居庙堂之高，没有峨冠博带的富贵之气；它们处江湖之远，富于疏食布衣的民间之风”。
这些“民歌”中，李元洛特别欣赏的是“二八谁家女，临河洗旧妆。水流红粉尽，风送绮罗香”这首，觉得洗旧妆的这个少女如同春日湘江边临水而照的一树桃花。
民间文学或者民歌，并非出于对长沙窑瓷诗的低看，鲁迅在1934年2月20日给姚克的信中表达了他对民间文学或民歌的高度赞赏：“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绞死它……”好在同是“民间物”的长沙窑器物上留存了一千多年前民间诗词未被绞死前的样子，我们在看到这些鲜活的诗词时，也看到了鲜活的唐时生活。
对话
铜官窑唐诗是敦煌遗书后唐诗的又一次大发现
潇湘晨报：萧老师，你对诗感兴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萧湘：1949年前，我在长沙现在烈士公园附近的平大中学读书。1949年后没读书了。1949年到1953年在《新湖南报》的印刷厂当工人。那个时候，我们接触到的知识分子都喜欢诗歌。那时的人们谈恋爱，都是写信，信里写些乱七八糟的是不行的，就写诗或者摘抄诗。我谈恋爱的时候，也写诗，不过，写的是新诗。我喜欢诗是1949年前就开始了，就买过普希金的诗集，当时家里对我喜欢诗也很支持，说如果能够向（成为诗人）这方面发展就更好，绝对不要去想从政当官。我最初写《唐诗的弃儿》，有人说有立此存照的作用，而我自己知道是因为自己的爱好和兴趣而写的。
潇湘晨报：你是什么时候想着要整理长沙窑上面的唐诗的？
萧湘：我有幸是第一批出土唐诗的发掘者之一。第一次整理这些唐诗，是我写发掘报告，1979年末，发掘报告写完后，我就去找了故宫博物院的冯先明等，告诉了他们长沙窑上发现的唐诗的情况，他们让我赶快整理。我受益于这些专家，虽然他们最初对长沙窑的重视，是对长沙窑的釉彩感兴趣。
后来我又找了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胡念贻，他是文学研究所的青年才俊，对我辑录的长沙窑上的诗很喜欢，他很认真地给我写过四封信。他开始认为这些诗是农村的账房先生、私塾先生写的，后来又纠正说这么说不恰当，应该统称是民间文学。他让我赶快考证，哪些是有名的作者写的，哪些是无名作者写的。我就去翻《全唐诗》，一首首查，先查湖南的诗人的诗，再查到过湖南的诗人的诗，然后再是泛泛地查。然后查到大多数是《全唐诗》上没有的。
潇湘晨报：长沙窑上的无名氏的诗文，作者是当时的工匠吗？
萧湘：绝大多数应该不是工匠写的，工匠没有这么高的文化水平。这些唐诗和敦煌遗书中发现的诗文，有十多首是大致一样的，说明，这些诗是当时流传较广的，是当时人们所喜欢的。最初敦煌遗书上发现那些诗的时候，也有人认为是敦煌学郎（指当时在敦煌读书的学生，他们读书外还兼职抄写经卷、文书）的自作诗，直到这些诗也在长沙窑出土的瓷器上发现，才知道原来是当时教学用到的诗。
潇湘晨报：铜官窑发现这么多写在日用瓷器上的唐诗，可见当时的人们是很喜欢诗的。人们喜欢诗，是当时铜官一带的地域性的现象，还是全国普遍都是这样的？
萧湘：长沙铜官窑为什么会在瓷器上题写唐诗，这有什么特定的原因呢？我初步认为，这和窑址所在地及其所属环境的文化渊源很有关系。欧阳询的家乡就在窑址附近，他写的《艺文类聚》和他的书法成就，对长沙铜官窑瓷器上出现题诗，应该是有影响的。
再有就是，安史之乱造成北方和中原移民南迁，南北文化有交流，铜官窑上出现敦煌的诗，就是一个例证。铜官窑的唐诗是继敦煌遗书后，唐诗的又一次大发现。
安史之乱后的唐朝，虽然已经在走下坡路，但是以都会为中心的手工业经济和商业经济仍在相对安定的情况下继续发展。铜官窑在湘江下游，接近洞庭湖滨，水陆交通非常方便，铜官窑的产品集散于扬州、明州（宁波）这样的都会，铜官窑产品上的这些题诗，说明它销往的市场，也是有很多人喜欢这些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