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愚谦（悼关愚谦先生）
著名旅德华人学者、作家关愚谦（1931-2018）（资料图/图）
9月10日离开柏林前一天，老关来电，要我再去他家一趟，有很多事想聊。我问：“上个礼拜不是刚见过面？”他说：“上次人多，没有好好聊聊国内的事。”我立即骑车前往。
老关说：“下月回国，我们想去西安看看！”我算半个陕西人：“好！我全程陪同。”老关大笑：“吃饭！佩春专门烧了大虾！”我为他高兴，2015年膀胱癌手术后，他太太佩春给他实施素食疗法，网上查资料、看专著、请教一位美国顶尖素食专家。佩春接人待物，像前世从中国投胎而来，特别温柔贤惠，可一较起真来，又是典型的德国人，对老关的素食管理，那真是德国教科书式的严格。但她疏忽了，老关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挨过饿的人，素食会唤醒他的梦魇。佩春说，效果很好，三个月后去医院检查，癌细胞竟然没了，德国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老关诚心附和，转脸还是想荤菜。天天盼着去朋友家，趁佩春不注意，顺一口肉吃。这次从汉堡来柏林，老关特别开心，因为佩春解除了素食令。下月回中国，又可以大饱口福了。
10月中旬，内子在柏林发来微信：老关要转到柏林治疗，中国之行取消。她去医院探望，老关说：“吕澍，我要死了！”说完依旧谈笑风生。次日，吕澍再去探望，老关让她带些纸笔来，他要给所有朋友写一封告别信。当天下午，吕澍回家把纸墨拿来，他问：“拿这些东西干什么？”告知原委，他一拍脑袋：“昨天想好了一大堆要说的话，现在全忘了。”都是吗啡的副作用，因为癌细胞转移到脊椎，特别痛，医生只好开大剂量吗啡。佩春说，昨晚痛得大喊大叫，今晨医生问：“还痛吗？”他答：“不痛啊，什么时候痛过？”
三天之后——2018年11月22日中午12点，老关走了。
一个传奇的结束——读过他自传《浪：一个“叛国者”的人生传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的人，一定会这么感叹。
我们一帮比他年轻三十余岁的小朋友，在背后都叫他老关，他喜欢与年轻人交往，没大没小。他常叹自己是老朽，我们恭维他不老，八零后也！他大乐，有人再问他高寿，他答：三十多岁。
别人当面也叫他老关，我则叫他关老师，因为他的确算是我的老师，只不过，我准备选他课的那一年——1997——他正好从汉堡大学退休，课没上成，他邀我去他家，给我看他在《信报》《联合早报》等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他说稿费很高。我一时眼热，回去立即写了一篇，他推荐给《信报》，很快见报。他要我去他家取稿费，一篇豆腐干文章，竟然给了100多美金。那时还是穷学生的我，跟在工厂里打工比，这钱挣得真是又轻松又来钱又体面。
不想老关拿出一大包文稿，说是自传，自己改了好几遍，不满意；又请了国内一个小有名气的女作家改，结果差点改成了黄色小说。现在请我改。我诚惶诚恐——坦言不是作家，改不了。老关说：“看了你给《信报》写的文章，我相信你一定能改好。你可以住在我家里改，我还有个度假的地方，很安静，你也可以住那里改。我给你3000美元，先付1500，如果改得好再增加，将来书出版了，再分版税。怎么样，总比你在工厂打工强吧？！”看我迟疑，老关急了。最后一句太有杀伤力，我答应下来。
将全稿通读之后，动笔改之前，我去老关家谈我的修改思路，指出他对前妻的评价有失公允，他沉思片刻，说：“你说的有道理，就按你的思路改。”很快改好了前言和第一章，老关大为赞赏：“好！就这么改，我完全放手，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我大受鼓舞，立即痛下狠手，忘了自己不是作者。那时不知道用word的“批注”，直接在他原稿上改，老关看了，不只是一些对改动不满意，而且把他原来的内容改没了，他大为光火：“我没想到你会改成这样，我原稿都没了，怎么恢复？”我不知如何应对，只好说退钱，老关摆摆手：“钱不用退，后面一半我也不付了。到此为止吧。”
合作失败。不知道后来他找谁改稿，老关照样找我上门去聊，虽然不再聊他的自传，但他又问我找谁写序、国内哪家出版社好，我建议找刘再复先生写序、推荐了几家出版社，最后都没成功。他跟我说，因为不同意他在书里的一些表述，刘再复拒绝写序；我说我也不同意你的相关表述，他大笑！书在国内出版后，他很高兴地给我签名本，并强调：“我在后记里特别感谢了你！”
2004年，我们一家离开汉堡，回沪工作。老关和佩春为我们饯行，给我们两岁的女儿送了一身大红绣花的中式棉袄棉裤。临别，老关拉住我悄悄地说：“送你一个锦囊——回中国，要多谈欧洲；将来再回欧洲，要多谈中国。”我答：“《围城》里也这么说。”老关大笑。
尽管隔得远了，但老关和佩春每年都来一、两次上海，每次至少住一个多月，还请了钟点工。老关常感赞，在德国可请不起。他开玩笑说，你们还不满意，人心不足蛇吞象啊！我答，如果没有注水肉、地沟油、三聚氰胺，我赞成你说的话。老关急了：“那你说怎么办？”我答：“一介书生，发发牢骚而已。”老关脸上拂过一丝轻蔑：“你们不就是想照搬西方那一套嘛！”佩春看不下去了，数落老关：“你凭什么那么傲慢？！”
老关最听佩春的话，这才意识到自己失言，他话题一转：“你们没有在欧洲长期工作过，你们不知道，白人就是白人，无论美国人，还是欧洲人，都是白种人。我持有德国护照，在汉堡大学任教和退休，我娶了一个德国老婆，我上电视接受采访，我被市长接待授勋，你以为我就进入了主流社会？其实在他们眼里，你还是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
这话让我一惊，因为这种话在欧洲语境里绝对政治不正确，尤其是在德国，但这确实是他的亲身体验。民族、国家是近年来的大话题，我们一向以为西方的民主制度已破解了这一世界性的难题，但1990年代前苏联、南斯拉夫的解体，以及近年特朗普的上台、德国主要在东部的强烈排外情绪，无一不表征着民族、国家意识背后大众的民粹意识，能说“一战”、“二战”的酝酿和爆发与此无关吗？而全球范围内甚嚣尘上的民粹难题有解吗？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华语世界，老关都是以国际时事评论立身，但是在他身上，坚持普遍的理性与民族国家的感性兼而有之。
以前不太理解老关因当过“亡国奴”（1981年被平反）而爱国，现在多了一层同情的理解，他还因被西方人看不起而爱国。这后一种感觉，既有他年轻时在国内所接受的政治教育有关，也与他在西方作为中国人一生的经历有关。内子表示赞同，还补充说，老关的公子周二从上海赶到柏林，当天老关脑子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不断重复地对儿子说：“我是爱国的！……”
原来老关的爱国，还包含着这样的感情，这是我以前没意识到的。这让我想起今年7月底，老关在柏林家附近的牛排馆请我吃饭，坐在露天，阳光灿烂，老关由衷的地感叹：“多么美好的生活啊！你说说看，我干嘛要整天想这想那，天天给报纸写文章？我是不是吃饱了撑的？”
我笑问：“你不是乐观主义者吗？”老关大笑：“我要不是乐观主义者，我能活到今天吗？！”原来乐观也是他的盾牌，遗憾的是我现在才体会出。
老关在自传里说到南京大学一位《易经》大师给他父亲算出长寿的事，结果他父亲活到100岁。他不止一次地说，自己应该也能活100岁。我们深信不疑，不仅是基因，而且还有性格。尽管他这次住院后，我们已有不祥之感，但至今我还是无法相信他已离去。
“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爱热闹的老关终于走入寂寞，游子的躯体最终仍身悬海外，他魂牵梦系的是不是魂归故里？他的传奇一生是幸运抑或不幸？应该兼而有之吧，一如他身上兼而有之的理性和感性。
据说天堂没有恐惧，老关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