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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沽酒与天津卫的由来

先有大直沽,后有天津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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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灭辽后于1153年迁都燕京(今北京),并改燕京为中都。

由于漕运与盐业的不断发展,南北运河与海河交汇的三岔河口一带日益兴盛。

金代末年,为保障中都及漕盐储运的安全,约在贞佑二年(1214年),在三岔河口建立了“直沽寨”。

因此“直沽”二字是天津城市发展过程中最早的名称,直沽寨则是天津最早的建置。

据史料记载,天津白酒酿造业早在元代初期(元至元十九年1282)试行漕运(南粮北调),粮船从江苏太仓刘家河启碇,飘洋过海,从大沽口进入大直沽,再改换内河粮船,往运河运到大都(今北京)。

大直沽则是由南而北长途贩运粮食的重要港口。

元代《接运海粮官去思碑》刻着这样的字句:“直沽素无佳酿,海舟有货东阳之名酒者。”这就说明早在元代初期天津已能造酒了,只是酒造的不够好而已。

但大直沽是北方造酒的最早地区却是无可非议的事。

当时叫“烧酒”,酿制的高粱酒叫白干烧酒。

历史上由元到明,都是靠南粮北调供应军需民食,因此北方各地历来严禁用粮食造酒,大直沽则因距离运粮聚散地最近,因此烧酒作坊在不生不灭中一直延续下来。

明朝初期,燕王朱棣为了夺取皇位,率兵在三岔河口渡河南下,兵发沧州取得了胜利。

于是将当时渡河的海津镇命名为“天津”。

意思是此处是天子之津梁,天子经过的渡口。

永乐二年(1404)在三岔河口西岸筑城设卫,这才有了天津卫。

朱棣当了皇帝后,定都北京,而北京的粮食仍靠南方供给,三岔河口的漕运就显示了它无穷的魅力。

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稳定发展,史称“五谷丰登,国泰民安”之盛世。


作为海河五大支流汇合处的天津卫,对我国北方经济繁荣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百业俱兴中,酿酒业方兴未艾,“御河之水”成为酿酒业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

“天津卫”号称“七十二沽”,其中,大直沽不仅成为漕粮转运码头和商品集散地,而且是天津经济、政治、贸易、文化等中心,引得达官贵人,一方富贾,风流雅士,文人墨客云集在此。

“海流千派合,舟楫万方通”(明代曾棨《过直沽》)。

好一派“万年壮丽留畿甸,千里清香上御厨。”的壮观情景。

《天津诗钞》见朱竹垞(彜尊)所纂《明诗综》载无名氏(《天津县志》作徐公)《直沽棹歌》三首。

其一曰:“天妃庙对直沽开,津鼓连船柳下催。

酿酒未终舟子报,柁(舵)楼黄蝶早飞来。”意思是说,天妃庙所对的大直沽地方,漕船在柳下河边都挤满了,还没等新酒酿好,舟人就以黄蝶飞至卜得神仙要来吃酒。

看,连神仙都等不及了,可见直沽酒的诱惑力有多大。

清朝的诗酒文化

清康熙、乾隆二帝均巡幸过西沽。

乾隆皇帝一共来天津10次,一般路线是顺北运河到达三岔河口,进入海河(或南下南运河)。

作为海运和漕运的必经之处,乾隆皇帝深感此地位置极其重要,是一块“风水宝地”。

因此,在此地专门修建有“皇船坞”,作为龙船停靠维修场所。

乾隆十三年(1748年)2月初,年仅38岁的乾隆皇帝携带孝贤皇后,由北京顺运河南下。

二月初四离开通州,来到天津,受到隆重接待。

乾隆皇帝乘坐的龙船名“安福舻”,长九丈三尺、宽一丈九尺;孝贤皇后乘船名“翔凤艇”,长八丈四尺、宽一丈六尺,后面是一支庞大的宫廷船队。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乾隆皇帝暮春时节来到天津,《续天津县志》记载:天津连续遭遇水灾,乾隆皇帝下旨安排救灾事宜。

又亲自来到北运河,查灾情,勘堤防。

并亲笔赋就了御笔诗两首,这就是流传后世的《西沽二首》。

诗云:“西沽三水汇流处,南北运河清贯中。

徒时堤防宁有是,要当善道备宜通。”“郡城清晓返巡銮,逶迤西沽策马观。

行过烟村大堤接,御舟早已候河干。”返京时,大批送行的官民沿河歌舞欢呼。

这个热烈场面连乾隆皇帝也被感动了,他写诗:“安抚御舻溯海河,夹堤十里备笙歌。

迫因希泽方愁己,一任排当懒听他。”诗中“十里笙歌”是指海河两岸经三岔河口一直到北运河,大批欢送的官民歌舞欢呼。

三岔河口地区与乾隆皇帝有“不解之缘”,史料颇为丰富,乾隆皇帝首次来天津时正值“年富力强”,第十次来津时,已经白发苍苍84岁高龄。

由于直沽白酒以小麦、大麦和豌豆制曲,高粱为主要原料,在“粟贵生齿繁”、“贫者难糊口”(见崔旭诗:《烧酒》),特别是军需民用无不仰给于江南的时代,用粮造酒不仅遭到贫者反对,亦为官府禁止。

因此,山东平原人、清乾隆甲戌(1754年)翰林董元度在《天津杂诗》中仍称“河豚入市思拼命,沧酒盈樽不遗愁”,而不见直沽酒的踪影。

清乾嘉诗人唐芝九《各色酒》中,才给直沽酒以全新评价:“茵陈玫瑰五加皮,酒性都从药性移,还是高粮滋味厚,寒宵斟酌最相宜。”高粮就是高粱白干酒。

天津的“直沽老白干”已被诗人所承认了。

更后,诗人崔旭在《津门百咏》中更说得直接了当:“名酒同称大直沽,香如琥珀白如酥。”随着时间的推移,酒量越流越涌,酒香越飘越远。

《天津志略》载称:“天津烧锅最盛时多达二十七家,大直沽竟占十六家。”又说:“天津酒业尚称发达,大直沽一带尤为最富之区,所制白干酒质高味醇,世称佳酿。”

走出国门

此后,大直沽白酒不仅站住了,而且随着岁月的推移,酒量越流越涌,酒香越飘越远。

除在本地销售外,还依靠汕头帮、福建帮、广东帮、上海帮运销各地。

鉴于直沽高粱酒质优价廉,便争先来大直沽聘请酿酒技师为他们建造酒厂。

如厦门商人聘请了富有酿酒经验的技师刘金凯,在厦门开设了晋源酒厂,专门从事生产白酒;另一位酿酒经验丰富的周洪有,受聘到新加坡郑绵友酒行;还有一位经营酒业的李凤桂,受聘到新加坡乾源酒行。

随后,义聚永的经理来到香港和新加坡,拜会当地华侨的知名人士,听取他们品酒的意见,大作宣传。

大直沽白酒从此走出国门,香飘万里。

后又相继打进美国的旧金山、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

一位法籍华人提供的资料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校级军官在负伤养伤时,才配给一杯‘直沽老白干'饮用”。

因为直沽高粱酒在国际市场上颇具名声,销路广、获利丰,引起日本人的嫉妒。

他们想用现代化的经营方式夺走我们的市场,但是他们又不会做高粱酒,本国又不出产高粱,于是他们一方面从中国的东北进口高粱,另一方面到中国来请制酒师傅。

日本人请来请去请到了大直沽,请出大师傅崔秀岭,二师傅崔鸿禧,带领赵玉元、翟玉山、李恩起、张双喜、尚青侣等7人,签订三年合同,去神户传授制酒技术,并实际酿造。

这些人在日本干了六年才回国,这事大约是在1914年至1920年左右。

痛心的是大直沽白酒在发展中受到极大的挫折。

先是军阀混战,使生产调敝,市场购买力下降影响了酒的生意;后是日本侵略军的侵占,粮食奇缺,造酒相当困难。

大部分在八年抗战期间倒闭;再后是抗战胜利,国民党官员腐败无能,物价飞涨而又洋酒大量倾销,大直沽白酒已是奄奄一息,濒临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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