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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沽酒与天津卫的由来
先有大直沽，后有天津卫。
金灭辽后于1153年迁都燕京（今北京），并改燕京为中都。
由于漕运与盐业的不断发展，南北运河与海河交汇的三岔河口一带日益兴盛。
金代末年，为保障中都及漕盐储运的安全，约在贞佑二年（1214年），在三岔河口建立了“直沽寨”。
因此“直沽”二字是天津城市发展过程中最早的名称，直沽寨则是天津最早的建置。
据史料记载,天津白酒酿造业早在元代初期(元至元十九年1282)试行漕运(南粮北调),粮船从江苏太仓刘家河启碇,飘洋过海,从大沽口进入大直沽,再改换内河粮船,往运河运到大都(今北京)。
大直沽则是由南而北长途贩运粮食的重要港口。
元代《接运海粮官去思碑》刻着这样的字句：“直沽素无佳酿,海舟有货东阳之名酒者。”这就说明早在元代初期天津已能造酒了,只是酒造的不够好而已。
但大直沽是北方造酒的最早地区却是无可非议的事。
当时叫“烧酒”,酿制的高粱酒叫白干烧酒。
历史上由元到明,都是靠南粮北调供应军需民食,因此北方各地历来严禁用粮食造酒，大直沽则因距离运粮聚散地最近,因此烧酒作坊在不生不灭中一直延续下来。
明朝初期，燕王朱棣为了夺取皇位，率兵在三岔河口渡河南下，兵发沧州取得了胜利。
于是将当时渡河的海津镇命名为“天津”。
意思是此处是天子之津梁，天子经过的渡口。
永乐二年（1404）在三岔河口西岸筑城设卫，这才有了天津卫。
朱棣当了皇帝后，定都北京，而北京的粮食仍靠南方供给，三岔河口的漕运就显示了它无穷的魅力。
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稳定发展，史称“五谷丰登，国泰民安”之盛世。
作为海河五大支流汇合处的天津卫，对我国北方经济繁荣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百业俱兴中，酿酒业方兴未艾，“御河之水”成为酿酒业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
“天津卫”号称“七十二沽”，其中，大直沽不仅成为漕粮转运码头和商品集散地，而且是天津经济、政治、贸易、文化等中心，引得达官贵人，一方富贾，风流雅士，文人墨客云集在此。
“海流千派合，舟楫万方通”（明代曾棨《过直沽》）。
好一派“万年壮丽留畿甸，千里清香上御厨。”的壮观情景。
《天津诗钞》见朱竹垞（彜尊）所纂《明诗综》载无名氏（《天津县志》作徐公）《直沽棹歌》三首。
其一曰：“天妃庙对直沽开,津鼓连船柳下催。
酿酒未终舟子报，柁（舵）楼黄蝶早飞来。”意思是说，天妃庙所对的大直沽地方，漕船在柳下河边都挤满了，还没等新酒酿好，舟人就以黄蝶飞至卜得神仙要来吃酒。
看,连神仙都等不及了,可见直沽酒的诱惑力有多大。
清朝的诗酒文化
清康熙、乾隆二帝均巡幸过西沽。
乾隆皇帝一共来天津10次，一般路线是顺北运河到达三岔河口，进入海河（或南下南运河）。
作为海运和漕运的必经之处,乾隆皇帝深感此地位置极其重要，是一块“风水宝地”。
因此，在此地专门修建有“皇船坞”，作为龙船停靠维修场所。
乾隆十三年（1748年）2月初，年仅38岁的乾隆皇帝携带孝贤皇后，由北京顺运河南下。
二月初四离开通州，来到天津，受到隆重接待。
乾隆皇帝乘坐的龙船名“安福舻”，长九丈三尺、宽一丈九尺；孝贤皇后乘船名“翔凤艇”，长八丈四尺、宽一丈六尺，后面是一支庞大的宫廷船队。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乾隆皇帝暮春时节来到天津，《续天津县志》记载：天津连续遭遇水灾，乾隆皇帝下旨安排救灾事宜。
又亲自来到北运河，查灾情，勘堤防。
并亲笔赋就了御笔诗两首，这就是流传后世的《西沽二首》。
诗云：“西沽三水汇流处，南北运河清贯中。
徒时堤防宁有是，要当善道备宜通。”“郡城清晓返巡銮，逶迤西沽策马观。
行过烟村大堤接，御舟早已候河干。”返京时，大批送行的官民沿河歌舞欢呼。
这个热烈场面连乾隆皇帝也被感动了，他写诗：“安抚御舻溯海河，夹堤十里备笙歌。
迫因希泽方愁己，一任排当懒听他。”诗中“十里笙歌”是指海河两岸经三岔河口一直到北运河，大批欢送的官民歌舞欢呼。
三岔河口地区与乾隆皇帝有“不解之缘”，史料颇为丰富，乾隆皇帝首次来天津时正值“年富力强”，第十次来津时，已经白发苍苍84岁高龄。
由于直沽白酒以小麦、大麦和豌豆制曲，高粱为主要原料，在“粟贵生齿繁”、“贫者难糊口”（见崔旭诗：《烧酒》），特别是军需民用无不仰给于江南的时代，用粮造酒不仅遭到贫者反对，亦为官府禁止。
因此，山东平原人、清乾隆甲戌（1754年）翰林董元度在《天津杂诗》中仍称“河豚入市思拼命，沧酒盈樽不遗愁”，而不见直沽酒的踪影。
清乾嘉诗人唐芝九《各色酒》中，才给直沽酒以全新评价：“茵陈玫瑰五加皮，酒性都从药性移，还是高粮滋味厚，寒宵斟酌最相宜。”高粮就是高粱白干酒。
天津的“直沽老白干”已被诗人所承认了。
更后，诗人崔旭在《津门百咏》中更说得直接了当：“名酒同称大直沽，香如琥珀白如酥。”随着时间的推移，酒量越流越涌，酒香越飘越远。
《天津志略》载称：“天津烧锅最盛时多达二十七家，大直沽竟占十六家。”又说：“天津酒业尚称发达，大直沽一带尤为最富之区，所制白干酒质高味醇，世称佳酿。”
走出国门
此后，大直沽白酒不仅站住了，而且随着岁月的推移，酒量越流越涌，酒香越飘越远。
除在本地销售外，还依靠汕头帮、福建帮、广东帮、上海帮运销各地。
鉴于直沽高粱酒质优价廉，便争先来大直沽聘请酿酒技师为他们建造酒厂。
如厦门商人聘请了富有酿酒经验的技师刘金凯，在厦门开设了晋源酒厂，专门从事生产白酒；另一位酿酒经验丰富的周洪有，受聘到新加坡郑绵友酒行；还有一位经营酒业的李凤桂，受聘到新加坡乾源酒行。
随后，义聚永的经理来到香港和新加坡，拜会当地华侨的知名人士，听取他们品酒的意见，大作宣传。
大直沽白酒从此走出国门，香飘万里。
后又相继打进美国的旧金山、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
一位法籍华人提供的资料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校级军官在负伤养伤时，才配给一杯‘直沽老白干'饮用”。
因为直沽高粱酒在国际市场上颇具名声，销路广、获利丰，引起日本人的嫉妒。
他们想用现代化的经营方式夺走我们的市场，但是他们又不会做高粱酒，本国又不出产高粱，于是他们一方面从中国的东北进口高粱，另一方面到中国来请制酒师傅。
日本人请来请去请到了大直沽，请出大师傅崔秀岭，二师傅崔鸿禧，带领赵玉元、翟玉山、李恩起、张双喜、尚青侣等7人，签订三年合同，去神户传授制酒技术，并实际酿造。
这些人在日本干了六年才回国，这事大约是在1914年至1920年左右。
痛心的是大直沽白酒在发展中受到极大的挫折。
先是军阀混战，使生产调敝，市场购买力下降影响了酒的生意；后是日本侵略军的侵占，粮食奇缺，造酒相当困难。
大部分在八年抗战期间倒闭；再后是抗战胜利，国民党官员腐败无能，物价飞涨而又洋酒大量倾销，大直沽白酒已是奄奄一息，濒临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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